Tesp: The Everlasting Self-Perception

No Game No Life: 其ノ一

这地方挺久没更新,究其原因估计还是去年游戏玩的太多炼金工作室真好玩,咕掉了不少。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可以试着回到月更的节奏上来了。

那么新时代的第一篇我们就讨论一个应景的话题,游戏。这其实在这地方算老话题了,毕竟曾经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胡伊青加的《人,游戏者》Homo Ludens)的笔记,只可惜当时没有备份的习惯所以文章丢了。不过既然是新文章,我们就来从新的角度聊一聊。

何谓游戏

在胡伊青加的书里,“游戏”的范围做了很大的扩充,诸如宗教、科学、法律等等都是从某种“游戏”发展而来的。这里所谓游戏,其实在书中描述过几个特征,大意是说游戏是一种在闲暇时间产生的,在“真实生活”之外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 地点发生并且不超出这个范围的行为(具体可以看原书的第一章)。换句话说,在他那里,所谓游戏就是一种与严肃的活动(例如工作)相对的行为,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行为(与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工作正好相反)。

游戏的边界?

在《社会分工论》笔记里面,我曾经记过这么一句话:

人类是无法摆脱自然的,他只有为自己创造出另一个可以支配的世界——社会。

在涂尔干那里,这句话是在论述社会公正的理由,一个人造的社会自然应该满足公正的要求;而在胡伊青加的语境下,这句话可以被解释成社会是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之上建立的类似于“游戏”的系统。但胡伊青加并不认为社会是游戏(他确实认为科学 / 法律这种东西是从游戏发展而来的,但那游戏只是这些习以为常的工作的前身,二者并不等同),原因也很简单:过家家当然是游戏,因为过家家的目的严格限于过家家之内;(可能)由过家家发展出来的社会当然不是游戏,因为社会还需要干涉到物理世界,需要让人吃饱饭。

当然很多时候差异也并没有如此绝对,例如北美原住民的散财宴,大概说的就是一个部落里的不同部族通过向对方赠送财物,甚至毁坏自己的财物来显现自己的优势。胡伊青加提到,散财宴的参加者并不是为了财富或者权力,而仅仅是为了荣耀,或者说,为了散财宴“游戏”的胜利。但这与前面提到的过家家又不一样,散财宴带来的荣耀可以影响散财宴游戏之外的世界,失去荣耀的部族会被禁止使用其图腾,甚至可能会影响到部族的权力。

而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想到一种不那么“游戏”的对应物——送礼文化。送礼文化的形式与散财宴很类似,也是财物的赠送,赠送者的直接目的则依类型有所不同:

熟人之间的送礼是基于收礼-送礼的循环(礼尚往来),我在这一次收了 100 元的礼物,那么我下一次就应该送类似价格的礼物,在这里送礼的规范性加强(例如某些地方你可以通过回两倍礼来终止循环等等),但竞争性减弱(不存在“胜者”了),这直接导致了它不可能像散财宴一样,为了“送礼”的某一个目的而进行,送礼的目的变成了送礼之外的例如“人际关系”这样的事物,所谓利用送礼来联络感情正是如此。

还有一种则是我们说的“贿赂”,相较于熟人间的送礼,贿赂竞争性和规范性差别不大(一方送礼,另一方送“方便”,这个规范是基于大家在贿赂过程中形成的共识,而不是外部压力),最大的区别是目的的变化。贿赂的目的是明确的外部因素,例如职位便利等等,这也让我们很难再把贿赂视为一种游戏。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受贿者的陈述里,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 “面子” 一词或许也指向了其可能的游戏源头。

去游戏化

按照胡伊青加的思路,各种原始的游戏逐步发展成了现如今社会的各个部分,而依照其书中给出的定义,这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某个在其之外的目的。我们来看看古代的几个例子。

先是西方的智者学派,对他们来说,法律实践就显然还没有脱离游戏的范畴。虽说现在讲西方哲学时常把他们看作是苏格拉底 / 柏拉图他们的反面衬托(中文对这个学派还有一个翻译是诡辩家,而英文 sophist 一词则直到现在还保留了欺骗的含义),不过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为维护雅典的民主政治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希望从政的人必须要学习修辞与文法,以期在法庭上的对垒能够用漂亮的排比句式压倒对方,能够取得更多民众的赞同从而取得官司的胜利。这种更多基于修辞而非事实的法律实践就很明显地成了胡伊青加范畴内的“游戏”——虽说明面上法庭辩论是期望得到某个案件的结果,但从过程来看就变成了为了辩论胜利而辩论,与辩论之外的事实关系便趋于消失了。而这种游戏化的法律也成了维护雅典民主政治,或者用 democracy 的另一个翻译,暴民政治(理论上暴民政治是希腊化时代的新词,但在古希腊哲学传统里 democracy 更接近这个意义)的重要手段——群众参与并享受游戏化的辩论,并依照无可批驳的辩论结果进行投票。

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说法了。与智者学派拒绝承认存在绝对真理(例如在法庭上不追求描述事实而追求辩论结果的胜利)相反,柏拉图推崇客观真理的存在。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演说学与修辞学会创造出错误的信仰,但演说与辩论本身却可以帮助人们达到真理。不过柏拉图的这番言论并没有能够改变当时的状况,掌控雅典政治的仍然是智者学派。而在几百年后,西塞罗在其著名的《论演说家》中用其最擅长的大排比句式说(自夸)道:

...一个能无论在一般的法律还是具体的诉讼上,无论是在民众前或是在元老院里都能自如地演讲的人,由于他必须对整个共和国,对法律,对道德,对公正,对人的天性都有着充足的认识....

表面上看,这一段是在呼应柏拉图的观点,说演说家应该要对这么多事实上的东西,这么多演说这一“游戏”之外的东西进行了解;但其实西塞罗并没有说演说家进行演说 / 辩论的时候要去遵循与探索超出于演说范围之外的目的,他只是说作为一个演说家,我们必须了解如此这般的东西才能自如地发表演说。事实上我们读一读西塞罗最著名的的那几篇《反喀提林》便可以发现西塞罗更倾向于用堆叠的排比、反问等修辞手法来获得演说的“胜利”而不是演说之外真相的寻求与揭露。

仔细想想这还挺有意思的,这可是一个专门一个研究形而上的东西,没有真正参与过公共事务的人(柏拉图)在批评雅典最直接的公共事务参与者(智者学派)在玩形而上的游戏。 更别提几百年后继续怼的西塞罗可曾经是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曾经亲身参与过共和国晚期的许多事件了。

未完待续

其实古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说在东方,虽然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但当时(至少春秋前期)战争还是强调兵礼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泓水之战里的宋襄公。我们当然可以按照现在的想法去解释说这是周礼的残余影响,是因为当时各个诸侯国没有能力像战国时代一样动辄将对方灭国,是因为自己坏了规矩会被其他国家敌视而给别人出师之名;但按照我们上面的思路的话,原因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这些战争是以“战争”的胜利为目的,攻城略地仅仅是作为胜利的附带结果。而对于之后战国时期来说,此时的战争则是以攻城略地为目的,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微妙的差别(目的的外部化)其实就可以看作是“去游戏化”所描述的现象。

胡伊青加的论述基本就到此为止了,但我们想要追问几句,这种去游戏化的过程究竟是不是古代,或者是生活方式尚属于古代的文明的专属品?文明的现代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将各种古代的“游戏”去游戏化 / 职业化?胡伊青加不否认现代有许多东西还有着游戏的影子(相反他举了不少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但他认为这些只是提示了这些东西可能的游戏来源。能不能有其它的解释呢?

先水一点找找感觉,下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