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p: The Everlasting Self-Perception

《社会分工论》笔记

首先说明一点,虽然叫做“笔记”,但我的笔记一般都不会忠实于作者,经过我的改写之后词语/段落的意思,甚至于行文的逻辑可能都会变。也许更适合叫做“个人化的整理”也不一定。

还有就是我打了引用的地方很多都是重写过的,理由跟上面一样,比起弄明白作者的思路,我更倾向于按自己的思路想。

涂尔干的逻辑

论点

  1. 分工并不应该仅仅从亚当斯密那一套“政治经济学”的“对个人/集体利益的追求、扩大生产能力”的描述来考虑;分工其实是一种社会的东西:它意味着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化。
  2. 这种变化——所谓“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之前大家各自造简单的椅子,每个人都自己造互相类似的东西;而现在我们要造车,那么就需要有人造轮子,有人造轴了。到这里似乎跟亚当斯密还一样,但涂尔干接着说,正是由于这种“有人造轮子、有人造轴”的分工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就无法分离了——而这就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
  3. 但并不是有了分工就会有凝聚力:其一是个人感觉不到自己在被需要——可取代/去除性;其二是个人无法在交换(分工的必然结果)中获得等价的东西——不公平性;其三是分工尚不完全,仍然处于两种“机械”和“有机”两种状态之间。

思路

社会的分工

首先从法律切入:法律是基于公共道德的,能够反映出社会的组织形式。

之前时代的种种严刑峻法,在涂尔干看来,都是“压制性法”,或者说是“你不能做xxx事情,如果你做了,你就是伤害集体感情”——对应于现在遗留下来的“刑法”。而我们现在觉得那些法律非常严苛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集体感情”范围缩小了:在之前宗教习俗非常繁琐复杂,而触犯其中之一都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但回到现在(涂尔干当时的现在),涂尔干用了“恢复性法”来指代现在的法律,即说“你应该如何如何做xxx事情,如果你不按这种方式做,你就是在拒绝做这件事”——亦即各种各样的“民法”。这些民法确定了社会之中各分工的位置,保证这些分工(以及由这分工组织起来的社会)能够顺滑地运作。

于是乎就有这样的论述:之前的社会是处于“机械团结”中,人与人是同质的,大家都要服从复杂的社会规范;而现在的社会处于“有机团结”中,人与人是异质的,每个人要适应于他自己的位置。

涂尔干在这里举了大量的法律/宗教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而最后得出结论:

分工并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分工下的社会

接下来涂尔干继续讨论,分工下的社会是如何的。

在“机械团结”下,社会赖以维持自身的正是这种“同质性”带来的向心力。我和你是相同的,我们有相同的信仰,有相同的习俗,所以自然我们应该紧密结合在一起(来形成社会)。

而在“有机团结”下,复杂社会规范带来的向心力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差异性带来的离心力。但社会依旧要构成,并且按照事实来说,现在这种分工下的社会甚至是相对稳定的。于是涂尔干提出了一个假定:分工是凝聚力的来源。

斯宾塞的思想实验:如果我们把蒙古的一个部落与其它部落分割开来,两边都可以正常运转;而如果把现代社会中某个城市分割开的话基本就完蛋了。

涂尔干更进一步:

正是由于知道分开后两边都可以正常运转,所以同质性的向心力成为了维持社会的核心;正是由于知道分开后(至少自己)会完蛋,所以差异性的存在也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分工的产生

这一部分涂尔干力图证明一件事:

社会之所以会进步,只是因为它必须进步。(指分工)

随着人与人间距离的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在增强。而正是这种集中化的“社会生活”的出现带来了社会的变化,带来了分工的产生。

(我承认这一段我没有看明白,之后也许会补上(疯狂挖坑))

病态的分工

前面说分工是凝聚力的来源的时候说到“我知道我自己会完蛋”,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来源——我不得不接受。但同时这里也存在一种积极的来源:“我知道别人也会完蛋”;或者说我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机器”:我能感觉到我是有用的。

但如果我感受不到呢?此时就出现了第一种问题:个人感觉不到自己被需要,或者是个人无法/没有意识到自己周围的协作过程。

第二种问题则是几乎每一个研究社会的人都会考虑的——公平。接着刚刚的例子说,即便我感受到了周围的协作过程,但如果我认为我没有从其中拿到我应得的,我也会不开心。但涂尔干当然不愿就此止步,他说:

人类是无法摆脱自然的,他只有为自己创造出另一个可以支配的世界——社会。

这个社会正是之前说的在分工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社会。既然这个社会是由人创造的,那么公正自然也是人所应该做的。

第三种问题即所谓“失范”。如果我们的社会上层的规范依旧是“机械团结”时代的规范,个体之间的距离没有“充分接近”以产生“相互的需要”和“频繁有序的交换”,那么此时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低效的“分散”状态。

评论

达尔文的遗产

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涂尔干论述中是有一点始终没有讲清楚的:“现代”的有机团结究竟是不是“优于”之前的机械团结。诚然,涂尔干在“分工的产生”一段做出过结论说社会分工(即有机团结)是必然的,但这并不能替代我们对其做出的价值判断:因为事物并不一定会沿着变好的方向发展。

而“事物并不一定会更好”也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主线,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各个思路的重要部分。

涂尔干的写作正值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之时。

达尔文给社会带来的当然并不仅仅是生物上的(这一点反而影响不那么大毕竟达尔文自己也没讲清楚),也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适者生存”的可以被套在各种东西上面的概念(严复的《天演论》以及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这种理念以及更极端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更重要的是给了启蒙时代——理性时代的人们“进步”的证明。

更进一步说,那时的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人们都相信科学,相信伴随着进步的科学的是进步的社会。但社会结构的变化却跟不上社会关系的变化;即便社会结构变了,也会出现明显的“不适应”现象(正如涂尔干所说的!)。面对这种美妙的科技环境和糟糕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人们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尝试解释和解决,但情况却并没有明显改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时提出给了人们一剂强心丸:“科学中生物是不断适应环境,不断‘进化’的。那么社会的发展也应当会是要不断进化的,而我们自然可以希望可以在这种进化的未来找到比现在更好的社会:社会是会进步的。”

这种从自然科学出发的论述正好赶上了这个视自然科学为新的上帝的时代,从而也成为了这一代人中大多数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这种思维方式直到后来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发生,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思路;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子弹投下,人们反过来开始怀疑理性和科学的时候才渐渐隐去。

被设计的社会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涂尔干自然不讳言及社会的问题:病态的分工。而在谈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的时候,涂尔干说:

就像社会相似性产生了法律和道德,并以此来保证这种相似性一样,分工也产生了各种规范,可以保证相互分化的各种功能进行稳定和正常的协作。
低级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尽可能地去创造一种非常紧密的集体生活,把个人完整地吞噬掉;我们的最高理想则在于建立一种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保证所有具有社会效用的力量得到自由发展。

这些对比的论述非常漂亮,我也完全没有否定它们的意思,只是我们可以发现涂尔干在试图解决问题的时候的思路是一种“通过建立xxx的制度来达到xxx目标”的形式。而这种思路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再自然不过了。不过事情并不一直是这样。

在之前,柏拉图《国家篇》的分析是针对当时有的(君主、寡头、民主、僭主)制度进行的,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君主论》也是对现有/之前有的制度进行分析,甚至到启蒙初期霍布斯的《利维坦》也是基于已有的君主制来论述它。

但启蒙时代正式开始之后这种风向就变了。卢梭的社会契约的基石是“为了达到个人的自由”,边沁的效益主义更是说政府应该满足“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到涂尔干的年代,各种左翼理论盛行(蒲鲁东、马克思这些人),无一不是在论述社会的时候先摆出来“社会应该是这样,应该满足这样的条件”。这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看看罗尔斯的《正义论》就知道了。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

跟前面一段一样,还是那个与启蒙如影随形的“科学”。

牛顿在1687年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们突然发现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公理出发来导出“现实中的”世界(之前公理系统当然也存在,不过仅仅局限于与世界绝少相交的数学)。对社会科学来说,科学上的这种成功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理想社会所应具有的特征来导出理想社会的形态。

更进一步:如果我们能充分设计社会(无论是像某些流行的反乌托邦作品一样为了当权者的利益,还是像所谓的民主制一样为了个体的自由),我们就能达到我们所设计的目标。

所以,这种“设计好”的社会有什么不好吗?